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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台山与朝鲜半岛的***交往

2013年05月20日中国名山--天台山旅游网 【字体: 】 阅读数:

[提  要]:天台山与朝鲜半岛***交往早在东晋就已存在,迄今近1700年。其主流是佛教交往与***贸易,自中国佛教天台宗传入朝鲜半岛后,两国就结下不解之缘。赵朴初曾誉为“黄金纽带”。

[关键词]:天台山  朝鲜半岛  佛教交往   ***贸易

[作  者]:周  琦,副研究员,浙江台州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一、东晋至宋代的交往

最早记载天台山与朝鲜半岛交往的是东晋天台山高僧竺法深(286--374)的《与高丽道人书》:“上座竺法深,中州刘公之弟子;体德贞峙,道俗纶综;往在京邑,维持法网;内外具瞻,弘道之匠也。顷以道业靖济,不耐尘俗;考室山泽,修德就闲;今在剡县(今嵊州市)之仰山,率合同游,论道说义,高栖皓然,遐迩有咏(《高僧传·卷四·竺法深传》)。”嵊州市为天台山北麓,仰山与沃洲,俱在今与天台县一岭之隔新昌县,同属天台山脉。这表明台州与朝鲜半岛已有交往。

进入南朝后,天台山与朝鲜半岛的交往日趋频繁。当时,韩国在中国的留学僧很多。新罗国僧玄光,来陈朝观光,志求禅法。谒见天台宗第三祖慧思,密受《法华安乐行门》,俄证《法华》三昧,得慧思印可后移锡江南,乘本国舟舶返回新罗。玄光在熊州翁山卓锡结茅,乃成梵刹,化导甚众。在南岳衡山和天台山国清寺的祖师影堂内,分别绘有28位高僧的画像,玄光亦占一席之地(《宋高僧传》卷18)。

韩国佛教天台宗总本山小白山救仁寺所藏天台智者大师像

陈祯明三年(589),隋文帝杨坚统一了中国。天台宗实际创始人智者大师,入天台山“创业”已有14个年头,名扬海内外。开皇十六年(596), 高句丽僧人波若来江南游方参学。随后来 到天台佛陇谒见智者大师,求授禅法。智者对波若元道而来感到非常高兴,他对波若说:“你和天台非常有缘,但学法必须闲居静处,专心致志。华顶峰离佛陇山不远,环境清幽,是修行的好地方。你在那里修炼,必有成功之日。”波若遵智者大师之嘱,在天台华顶晓夜行道16载,未曾下山,后在国清寺坐化。这是有文献记载的第一位韩国僧人来天台求法,并长眠在天台山(《续高僧传》卷17)。他比日本高僧最澄来天台求法要早2 个多世纪。

唐宋两朝,天台山与朝鲜半岛达到鼎盛时期。唐咸亨五年(674),新罗国王法敏,因招纳高丽叛军攻占百济而得罪了唐朝。唐高宗下令削去法敏官职,由其弟仁问出任新罗王。 仁问时任右骁卫员外大将军,封临海郡公。一位韩国人封爵台州,又由临海郡公出任新罗王,这也说明天台山与韩国交往之密切(《新唐书·东夷传》)。

唐代,不少朝鲜僧人来天台求法,如新罗僧法融与弟子理应、纯英至天台求法于天台宗第八祖左溪玄朗,成为他的高足,归国后各化一方。天台山大慈寺僧法照,曾赋有《送禅师归新罗》诗:““万里归乡路,随缘不算程。登山百衲敝,过海一杯轻。夜宿依云色,晨斋就水声。何年持贝叶,却到汉家城(见清王维翰《台山梵响》)。”

天台山华顶峰茶园

唐景福元年(892),新罗僧道育远渡重洋,来天台求法,挂锡平田寺(即万年寺)。他不通汉语,但善晓人意。道育在平田寺修道四十4余年,至五代后唐清泰二年(935)春,《宋高僧传》的作者赞宁游鉴天台石梁桥时,曾与道育同宿于方广寺。晋天福三年(938)十月十日,80 多岁的道育坐化于平田寺,“得舍利不可胜数(《宋高僧传》卷23)”。   

在唐代,天台山云雾茶也传入了新罗。据韩国历史文献《三国史记·新罗本纪第十》载:高丽仁宗二十三年(1145)“”上:“兴德王三年(828)冬十二月遣使入唐朝贡,唐文宗召见于麟德殿。入唐回使金大廉持茶种籽来,王使植地理山。茶自兴德王时有之,至于此盛矣。”又据韩国庆尚大学庆南文化研究所金在生研究:新罗兴德王三年(828),遣唐使金大廉在唐都城长安麟德殿参见(唐)文宗皇帝时,赐给天台山地方茶籽四斛。依兴德王命,种在今南智异山双溪寺庙附近。

韩国智异山双蹊寺茶园

1997年7月,浙江大学茶学系韩国女留学生李恩京专程至天台山华顶峰采集样本。此后近三年时间中,李恩京以历史文献记载为线索,采用电子显微摄影艺术,运用比较形态学的方法,对天台山华顶归云洞旁、西茅篷与韩国智异山双溪寺庙附近、双溪寺庙刹林、华严寺刹林五地茶树的叶、花外部形态和显微结构进行了研究,并利用最新数理统计方法,对测定项目的平均值进行分析比较,同时还从酶学和生物化学的角度予以佐证。经三年研究,终于完成了硕士毕业论文《中国天台山和韩国智异山茶树比较形态学和研究》。其研究结果表明:在42个比较项目中,大部分项目没有显著差异,可以确认韩国智异山双溪寺庙附近与双溪寺庙刹林均为天台山云雾茶种的传播地。

由于“安史之乱”和“会昌法难”,天台宗典籍散失殆尽,仅存一些零编断简,残缺不全,而高丽国的天台宗典籍却保存得比较完整。四明僧人子麟于后唐清泰二年(935)往高丽、百 济求取天台典籍,受到高丽国王的热情接待,并遣使李仁日送子麟还吴越(《佛祖统纪》卷22)。嗣后,吴越王钱俶(曾任台州刺史)在天台宗第十五祖羲寂的要求下,于宋建隆元年(960)遣使致书以50 种珍宝向高丽求取天台宗典籍。翌年(961),高丽光宗王朝遣高僧谛 观奉教典来到天台山。谛观早闻羲寂学识渊博,善解难题,遂往参谒,亲闻羲寂讲授教观法门,心悦诚服,就拜其为师。此后,谛观居天台螺溪十年,坐化于传教寺。他精心撰著的《天台四教仪》一卷成为天台宗的经典之作。

与谛观同时的天台宗第十六祖宝云大师义通,也是高丽人。义通(907-988),字惟远,出身 高丽王族,俗姓尹。五代晋天福年间(936-943)游学中国,初到天台居德韶门下,后至天台山螺溪从羲寂受学。因其精通天台教义,颇受羲寂的器重。《佛祖统纪》卷8说羲寂有“传法 弟子百余人”,“义通实为高第”。可见义通是羲寂的上首弟子。

韩国智异山双蹊寺

义通学成之后,辞师欲由四明(宁波)泛舟归国,为郡守钱惟治(吴越王钱俶之子)所劝留。从此,义通在浙东弘扬天台教观近20年,天台宗第十七祖知礼和高僧遵式都出于他的门下。太平兴国七年(982),宋太宗赐所居传教院为宝云寺,义通被称为“宝云大师”。端拱元年(988)十月二十一日,义通圆寂于四明宝云寺,葬于宁波阿育王寺之西北隅。后来,天台宗僧人宗晓,收集义通有关文献资料共20多篇,编成《宝云振祖集》一卷,集于《四明教行录》第七卷内。异国僧人,游学中国,居然成为中国佛教一大宗派的一代宗师,这在中国佛教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前面提到的天台高僧德昭(891-972),既是中国佛教禅宗——法眼宗第二祖,又是吴越王钱俶的“国师”。他积极建议钱俶遣使新罗,取回天台宗典籍。德韶高足延寿(904- 975),30多岁在天台山国清寺结坛修《法华忏》,旋从德韶受法,传承法眼宗。他德才兼备,宗风远播。高丽国王仰慕延寿的才学,遣使致书执弟子礼,并遣僧36人前来受法。这些僧人先后回到高丽,各化一方,于是法眼宗盛行于高丽。

朝鲜僧众虽然不断来天台求法,但真正把天台宗传入朝鲜的却是高丽王朝文宗第四子义天。 义天(1055-1101),俗名王煦,他与高丽名僧智讷并称为“高丽佛教双璧”。11岁出家于灵通寺。宋元丰八年(1085),义天率弟子介寿来宋求法。宋哲宗曾接见了义天等人。当时,中国的华严宗章疏已散佚。幸得义天持来,得以复传。义天先至钱塘慧因寺从净源受法,后在天竺寺跟慈辨习天台教义。接着,他游天台佛陇,礼智者大师塔,述《发愿文》:“尝闻大师以五时八教,判释东流一代圣言,罄无不尽。本国古有谛观者,传习教观,今承习久绝。予发愤忘身,寻师问道,今已(于)钱塘慈辨讲下承禀教观,粗知大略,他日还乡,尽令传扬(《大觉国师文集》,《韩国佛教全书》第四册)。”

义天于元祐元年(1086)携教典经书1000余卷回高丽。据传,《寒山子诗》也是他带回中国。今《四部丛刊》里的寒山诗集的版本,系据高丽本影印。他大力弘扬天台教观,于高丽肃宗二年(1096)创立了高丽天台宗。当时,随着佛教的东传,汉文大藏经也传到高丽。义天为了编纂高丽续藏经,入宋求法期间,曾广泛搜集佛经教典,收录朝鲜历代名僧元晓、义湘、谛观等人著作共4740卷。归国后,义天设教义都监,对此逐一进行注释校对和补遗刊印,世称“义天续藏经”。义天寂后,追赐“大觉国师”。著有《大觉国师文集》、《新编诸宗教藏总录》、《圆宗文类》等。他的事迹,在《释氏稽古略》卷4、《释门正统》卷8均有记载。

小白山救仁寺所藏大觉国师义天画像

义天作为佛教思想家,为中朝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以及对朝鲜语言、文化、印刷等事业 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创立的高丽天台宗学说,成为朝鲜哲学史上高丽王朝前期哲学思潮的主流。

义天寂后,以中央(开城)的国清寺为中心,其六大本山(五台、水岩、槽渊、 安乐、玛璃、南崇山)分布全国,大力传播天台教观,高足辈出,主要有顺善、教雄、流清等。其中以教雄为最。教雄(1076-1142),初属九山门禅宗,当义天在(开城)国清寺开讲天台教观时, 他来此听讲,遂成天台宗僧人。高丽肃宗六年(1101),举行僧科大选,他应试合格,成为上品,并经大德、大师,直至最高法阶大禅师的阶位。其弟子有斯天通宗大为发展的圆觉国师德素(1119-1174)等多人,门下有承智、再思等弟子1200余人,使天台宗大振。圆妙国师了世是高丽天台宗再次中兴的人物。了世(1163-1245),早年出家,习天台教观。高丽高宗三年( 1216)他移至万德山白莲社,致力于天台宗的中兴。并从中国天台宗的主要经典“天台三大部”中精编成《三大部节要》,使天台教观得以广泛传播。自了世后,静明国师天因(1205-1248)和真静国师天素(1206--?)等弟子及法孙,便以全罗道康津的万德山白莲社为中心,大力弘扬天台宗风。后天台宗分成疏字宗和法事宗,旋又与曹溪宗并为禅宗。

义天画像

除了佛教交往外,还有***贸易也非常频繁。

早在唐永昌元年(689),台州司马孟诜,闻台州海岛东镇山“中有四岙,极峻险,山上望海中,突出一石,舟之往高丽者,必视以为准焉(《嘉定赤城志·卷二十·山水门二》)”。这说明台州到日本和高丽的商船来往频繁,使用了天然航标。《嘉定赤城志·卷十九·山水门一》又记有临海高丽头山,在临海“县东南二百八十里,自此山下分路入高丽国,其峰突立,宛如人首,故名”。东镇山即今台州椒江下大陈岛主山,高丽头山则在上大陈岛东南海边,均居台州湾口的海道要冲,识别特征明显。

在北宋,台州与高丽***贸易亦较为频繁。据明代朝鲜学者郑麟趾(1396--1478)《高丽史》载:在北宋末期55年中,明州、台州与高丽民间贸易多达120多批次(《宁波港史·第三章·第二节·明州港与高丽的贸易往来》),每次少则数十人,多则百余人。其中台州有三批次;

1、天圣九年(1031),台州人陈惟志等64人去高丽经商(《高丽史》卷五)。

2、宝元元年(1038),台州人陈维绩与明州人陈亮等147人到高丽经商(《高丽史》卷六)。    

3、 皇祐元年(1049),又有台州人徐赞等71人去高丽经商(《高丽史》卷七)。    

《宋史·高丽传》载:在熙宁七年(1074)前,高丽人往返皆自登州。此后,因高丽使臣金良鉴奏报,“欲远契丹,乞改涂(途)由明州诣阙,从之。”从《高丽史》看,台州港与高丽的***贸易是高丽***贸易史上最早的贸易港之一。因而《宋会要·食货一八》称“"温、台、明、越等郡,大商海舶,辐辏之地”;“每月南货关税,动以万计”。

唐宋以降,随着***贸易的发展,在全国建立了许多专供新罗以及外商侨民居住的社区“新罗坊”。台州也不例外,黄岩县亦建有“新罗坊”。

韩国佛教天台宗总本山小白山救仁寺

据《嘉定赤城志·卷二·坊市门》载:“"新罗坊,在(黄岩)县东一里旧《志》云‘五代时,以新罗国人居此,故名’。”新罗(前57年--935年)为朝鲜半岛三国时期国家。公元4世纪由三韩的辰韩斯卢部所建,统治地区先在朝鲜半岛东南部,后扩至整个大同江以南地区。都城为金城(今庆州)。935年被高丽所灭。    

新罗坊建设始于唐代,日本著名学者木宫泰彦《中日交通史》说:“唐与新罗交通颇繁。楚州(江苏省淮安府)以北,现今江苏省与山东省沿海各州县,处处有新罗坊。坊中有总管,并有翻译。盖新罗坊,即新罗人之居住地也。”唐代地方行政建制为:“百户为里,五里为乡。两京及州县为坊,郊外为村(《旧唐书·职官志》)。”《旧唐书·东夷新罗传》载“元和十一年(816)新罗饥,其众一百七十人求食于浙东”,唐政府也予以安置。另据唐代日本佛教天台宗高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载:扬州、楚州、涟州泗水县城,均有“新罗坊”。新罗人聚居于坊内,从事海上贸易与运输。可见"新罗坊"发挥着商品集散、信息传播和提供运输服务的商业社区功能。    

与朝鲜半岛的交往黄岩“新罗坊”应始于中晚唐,五代尚存,其地即今黄岩城关柏树巷。晚唐五代,随着台州***交通的开拓,***贸易的发展,临海港与黄岩港,分别是台州对新罗国通商的主要基地与聚居地。临海汛桥上五渡,又名新罗屿;亦新罗当年海商舣舟贸易之地。新罗商人到黄岩经商,聚居县城之地称"新罗坊"。又有一桥横跨五支河,名“新罗坊桥”。
      新罗坊的设立,须经朝廷批准,由新罗国侨民推选“总管”,在坊内进行自治,管理本国商人贸易,处理侨民违法事件,主持坊内宗教活动。但要遵守中国法律,服从黄岩知县管辖。凡侨民在坊内发生纠纷,按本国法律处置,侨民与黄岩人发生纠纷,由黄岩知县按中国法律处理。随着朝移代易,新罗商人逐渐减少,定居的新罗商人渐被同化。明代初期,“新罗坊”改名柏树巷(严振非:《黄岩志·补遗篇·新罗坊》,中华书局,2002年版)。    

1994年中韩建交后,韩国人士5次到柏树巷访问。其中1999年5月6日,韩国东国大学教授曹永禄博士,2004年12月27日,韩国卞麟锡文学博士,分别专程来黄岩柏树巷,采访"新罗坊"故地。

此外,唐代新罗僧悟空在天台山国清寺前兴建新罗院;天台始丰大溪南建有新罗院,后院废,村名谐音为新龙园。

二、元代至清代的交往

“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这首不满元代残暴统治的《台州树旗谣》,据传作者是揭开元末农民起义帷幕的台州方国珍义军。方国珍在元末至正八年(1348)最早揭竿而起,到至正十五年(1355),已据有台州、庆元(宁波)、温州三路,拥众十万、舰船千余艘。在"保境安民"的思想指导下,方国珍积极开展***贸易。为与朝鲜建立友好关系,在至正十八年(1358)五月刚建立政权时,就派使者赴高丽贡献方物。    高丽恭愍王七年(1358)“五月庚子,台州方国珍遣人来献方物(《高丽史》卷三九,《恭愍王世家二》)。”同年八月又向高丽贡献方物(《朝鲜史略·卷11·高丽记》)。至正二十四年(1364)六月,“明州司徒方国珍,遣照磨胡若海偕田禄生,来献沉香、弓矢及《玉海》《通志》等书(《高丽史·卷40·恭愍王三》)。”方国珍在至正二十五年(1365),还两次遣使高丽,与其进行友好交往和***贸易(《高丽史》卷三九、四○、四一,《恭愍王世家二,三,四》)。方氏政权主要谋士黄岩刘仁本《舟发海上》诗云:“纵观溟渤暂来桴,写得波涛作海图;白气微茫开混沌,黒阴光怪舞天吴;双飞水鸟相髙下,数点风帆或有无,眼底蓬瀛三万里,烟霞缥缈见清都(《羽庭集》卷三,四库本)。”

天台山与朝鲜半岛的***交往,主要是在佛教界与外贸界进行。而明代朝鲜学者崔溥的《漂海录》和清代著名学者齐周华的《高丽风俗记》,却记载了两国人民在“海上飘流”的特殊情况下所进行交往。   

明朝弘治元年(1488),朝鲜弘文馆副校理、济州三邑推刷敬差官崔溥,带陪吏、护送军及奴子等42人,渡海返里奔父丧,因遭风暴漂流海上,于闰正月十六日漂泊至台州府临海县(包括今三门县一部份)的牛头外洋,十七日舍舟登陆。开始,他们被疑为犯境的倭寇,经过逐级审核,查明了他们的身份,然后转送北京,于六月四日渡过鸭绿江回到朝鲜。同年七月,朝鲜国王遣使来北京,感谢明朝政府发还崔溥等43人。1492年,崔溥守孝脱丧后,以书状官随谢恩使来北京。1497年,他又以相礼差质正官随圣节使再来北京,谱写了一曲中朝两国深厚情谊的史歌!   

崔溥(1454—1504),字渊渊,号锦南,朝鲜全罗道罗州人。24岁中进士第三,29岁中文科乙科第一,曾任校书馆博士,34岁任弘文馆副校理、龙骧卫司果、副司直,官及五品。后来,复任弘文馆校理,升任副应教兼艺文应教等职。1498年,即朝鲜燕山君四年,因他屡谏国王之失,痛诋公卿大臣之过,被流配到咸镜道端川,于1504年卒于诏狱。1506年,被追赠通政大夫承政院都承旨,“以博学壮节名一世”。著述有《锦南文集》,其中收有《漂海录》。   

《漂海录》,是崔溥用汉文以日记体记述这次漂海返国反经历见闻的著作,是呈给国王的“内部报告”。因他写的是亲身历见的难得的第一手材料,内容涉及明朝弘治初年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交通以及市井风情,文字洗练生动,所以深受朝廷的重视,但流布未广。崔溥死后70年,他的外甥柳希春(时任校书提调)以校正本予以刊行,这才得以传世。因该书价值高,读者众,先后印行5版之多。1769年,日本的清田君锦便把它译成日文,改名《唐土行程记》。1965年,美国的约翰·迈斯凯尔将它译成英文,名为《锦南漂海录译注》。

1979年,崔溥旁裔崔基泓将它译成本国文在汉城出版。1988年,平壤刊行朝、汉文对照的删节本《漂海录》。然而,这部“摹写中原之巨笔”在我国却鲜为人知。我们现在看到的《朝鲜汉文籍〈漂海录〉——中国行记》,是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国际关系学院亚非研究所葛振家教授点注,于1992年首次在中国刊行。它继日本僧人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和意大利的《马可波罗游记》之后,又一部外国人记述我国情况的重要古籍。  

1994年7月,中国韩国学专家葛振家教授在日本东京举行的第二届韩国学环太平洋国际会议上发表的《〈漂海录〉学术价值再探》一文中指出:“历史上外国的中国纪行,都是外国有识之士写给本国人的,以便他们认识中国文明,对于中西文化的交流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中国人从他们的视点可以看到许多习而不察的东西。他们述及许多不被史载的中国社会真实情况,对于我们研究中国历史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漂海录》)。”

齐周华(1698-1766),字巨山,天台人。自幼聪颖绝伦,博览群书。他在《广舆记》里获悉高丽人虽知书识礼,且与中国同文,但存在着“男女共聚,相悦即婚”的“原始风情”。《广舆记》里关于朝鲜风俗民情的描述,使齐周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清乾隆六年(1741)初夏,高丽全罗道有艘商船来华贸易,海上遇风暴袭击漂泊辗转至台州。 船上共有20多位高丽国商人,台州官府把他们安置在临海天宁寺内(即今龙兴寺)。 20多位高丽商人来到台州,不啻一个大型“代表团”。齐周华闻讯,怀着强烈的好奇心,来到临海天宁寺,想看看高丽人的风俗习惯是否与《广舆记》说法相同。高丽商人肤色黝黑,头戴草笠形乌毡大帽,穿着宽袖的衣服,吃饭不用筷子而用长约七八寸的铜瓢,席地而坐,年老者居上,壮者次之,年轻者站在旁边侍候。待老者和壮年人吃毕,年轻者才开始吃饭。

韩国智异山风光

    有一天,老者命少者去买酒。酒买回后,老者发现酒的斤两不符,众人怀疑是少者所偷吃。开始,少者不肯承认,后在大家批评之下才认错,因此受到杖责。在场的天宁寺僧认为偷吃 点酒是件小事,不必如此认真。高丽一商人解释道,偷吃点酒虽是小事,但偷吃长辈的酒就 表示对老者不尊重,并且强词夺理,文过饰非,应遭杖责。   

时值初夏,天气炎热,高丽商人因遇海难,还穿着春天的服装。台州官府特地选取葛布为他 们赶制了夏衣,送给他们。高丽商人只受而不穿。这时,送夏衣的官员感到不大高兴。高丽 商人马上解释说,我们不是不穿,而是要面谢贵国长官以后再穿。过了3天,临海县令巡礼天宁寺,高丽商人各捧所赐衣服, 排班列队叩谢后才穿上夏衣。原来,这是高丽的风俗。   

朝鲜商人中亦不乏文士,其中有位姓宋的书生,是个秀才。一天,他见僧桌上放着一本齐周 华的文集《需郊录》,随手拿起翻阅良久,爱不释手。天宁寺高僧海印禅师见他如此喜欢, 就将此书奉送。宋秀才如获至宝,“喜不自胜”。翌日,宋秀才闭门不出,在卧室内“展卷运笔”,作了篇小序:“予以暮春,偶然飘海至台(州),寄寓天宁古寺,得与台之高僧名士会,且并得《需郊录》一卷。潜心展玩,茅塞顿开,恍然如有所得,此真偶然之万幸也。因题曰《偶得集》,以志异云。”

齐周华手拿《广舆记》,询问宋秀才关于高丽的风俗。当宋秀才看到“男女共聚,相悦即婚”的记载时,立即用手作涂抹状。齐周华问:“贵国风俗是否这样?”宋秀才回答:“不是这样,我们的婚姻大事也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是设官取士,亦是重人品而轻文章,举荐者必须是大家所信服的人。”

两个月后,清朝下旨,由沿路州县资助路费,把高丽商人送归故国。临行之时,20多位高丽 商人在台州官署前跪拜致谢后,登上了回国的路程。天宁寺高僧海屯禅师亦赠诗道别,诗序云:“高丽与中国,语音不同,幸书同文也。遂各执纸笔条对,颇知其详。然观日用动静,无一毫苟且,已群服其礼义矣。巨山(即齐周华)先生闻其风,不远百里相访。时与郡中少曾叶先生、抹云秦先生、若翰蒋先生,同盘桓于敝寺者五日。其风俗之美,无不周知。诚如记(即齐周华的《高丽风俗记》中所云,无虚词也。予曾以先生(指齐周华)之《需郊录》见赠,而彼喜不自胜,且即能序。予乃复为一绝云:海风送客泊南天,患难堪矜礼义全。为赠《需郊》归故国,巨山文教被朝鲜。”

齐周华居天宁寺五日,对高丽商人进行细致入微的观察。从起居饮食,到文笔交谈,他深感高丽民风之淳厚,《广舆记》之失真,特意写下这篇长达1200余言的《高丽风俗记》。齐周华通过饮食、盗酒、赐衣、赠书、辞行五件小事的描写, 既显示出韩国人民尊老敬贤、淳正朴实的道德情操,又反映了他们勤奋好学、和衷共济的民族精神!

高丽天台宗自开宗以来至高丽末,因受到高丽王朝的支持,统摄禅教诸宗,高僧大德辈出,因而成为高丽佛教的中枢。但在朝鲜李朝建国后,实行崇儒抑佛政策,太宗二年(1402),在全国大量废除寺院。太宗七年(1407),将当时的十一个宗派合并为七个,分为禅教两宗。天台宗、曹溪宗、总南宗等三宗,被合并为禅宗,后天台宗被泛佛教的浪潮吸收,仅在民间深层中绵延不绝。雪琴居士金时习(1435——1493),研究天台宗,著述有《莲经别赞》;月窗居士金大铉1855年撰写《禅学入门》,论述天台止观即天台禅的实践。天台宗在韩国佛教史上沉寂了五百多年。

三、现、当代的交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结束了日本占领朝鲜半岛的“日据时代”。韩国天台宗在历史上湮没五百多年之后,由上月圆觉祖师重新开创,其教势和宗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上月圆觉为密阳朴氏,本名准东,法讳上月,谥号圆觉。1911年出生于江原道。15岁前即精通“四书五经”。15岁时进入佛门,参究经、律、论三藏,对《法华经》和以该经为根本而建立的天台宗产生了极大的信心,认为法华思想和天台教义是建立大众佛教的精髓,更是末法时代教化众生的唯一应机法门。上月祖师为了体证佛教的大道,遍阅经、论,并以云水僧的身份到过中国,参礼过天台山国清寺,巡礼五台山文殊道场、普陀山观音道场及西藏等地。

在1945年8月15日韩国光复前,上月祖师遍访全国名山圣地,最后在韩国忠清北道丹阳郡小白山间创建救仁寺,精进修行。1962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上月祖师豁然开悟,证得 “山色古今外,水声有无中;一见破万劫,性空是佛母”的三观妙谛。

1966年,天台宗重建救仁寺,翌年向韩国政府登记成立天台宗,上月圆觉法师就任首任宗正。1982年,韩国天台宗创建金刚学院并内设金刚佛教大学;1985年创办了《金刚》月刊。此外,还办有《天台宗报》社和《金刚》杂志社,每月出版《天台宗报》和《金刚》杂志。

上月祖师大力提倡佛教现代化、生活化、大众化的同时,积极开展“佛教创新”运动,并确立了三大目标:

韩国佛教天台宗当代复兴之祖上月圆觉照片

一是爱国佛教。以献身于民族中兴的事业、积极投身于社会福祉事业的建设、积极参加人类精神文明的建设和社会的净化事业、为恢复民族的道义而竭尽全力等四个方面来体现爱国的精神。

二是生活佛教。从将祈福的佛教转为作福的佛教、悠闲的佛教转为生产的佛教、偶像的佛教转为实践的佛教等三个方面来实现生活佛法化、佛法生活化。

三是大众佛教。将伽蓝佛教转向民众佛教,将出家佛教为中心转向在家佛教为中心,将厌世主义的佛教转为救世主义的佛教。

目前,小白山救仁寺已成为韩国佛教天台宗的总本山,下有分寺及布教所等350所,遍布全国,信徒达167万。

据释普正编译的《韩国佛教天台宗及主要寺院概览》(载《法音》2001年第7期与第8期)介绍:韩国天台宗重兴仅五十余年,韩国天台宗建起了两百多所寺院。在韩国佛教圣地中,天台宗寺院以宏大庄严著称。韩国天台宗总本山救仁寺、城市中心的最大寺院釜山三光寺、首都首尔(原名汉城)佛教综合会馆观门寺是韩国天台宗三大寺院。

小白山救仁寺   小白山救仁寺是韩国天台宗总本山,由上月圆觉祖师创建,是韩国两百多万天台宗徒的主要修行道场。

韩国佛教天台宗总本山小白山救仁寺

小白山海拔1430米,以国望峰为中心,山峰连绵,气势雄伟;莲花峰下,层峦叠嶂,状如莲花,故此地亦名莲花地。上月圆觉禅师于1945年在小白山莲花地开创天台宗根本道场,本着“救济亿万苍生、大行仁义之道”的宗旨将该寺命名为救仁寺。

救仁寺最初只有上月圆觉禅师用藤条盖起的三间草房,以后在三间草房的基址上建起了五层大法堂,并建有总务大厦、一柱门、三宝堂、光明堂、兜率庵、观音殿、度香堂、仁光堂、藏文堂、关圣堂、香积堂、祖师殿等。寺内装备现代化设施,五层大法堂可以同时容纳一万人修行,成为韩国最大的观音灵感道场和韩国佛教寺刹中享有盛誉的佛教圣地。

釜山三光寺  釜山三光寺前身是在上月祖师的关怀下,由釜山信徒会于1969年10月15日创建的光明寺。

原来只有几间小小的茅屋,场地狭小,无法开展佛事活动,以致十多年间天台宗的法会都是在信徒家里或剧场等地举行。于是宗团和信徒发愿在市中心建立大规模的佛寺,按照上月禅师的遗训,于1982年买下草邑洞用地,开始寺院扩建。

1986年3月南大忠宗正将光明寺改名为三光寺。三光寺占地面积115500平方米,大雄宝殿占地约330平方米,1983年开工,1986年竣工,是韩国传统木结构建筑。正面七间,侧面四间,木雕单层歇山式屋顶,内供本尊释迦牟尼佛,佛像后是一幅灵山说法图帧画;左边胁侍是观音菩萨,身后是一幅西方极乐世界帧画;右边胁侍是大势至菩萨,身后是一幅东方琉璃世界帧画。

韩国佛教天台宗总本山小白山救仁寺

此外,还供有地藏菩萨和韩国天台宗重兴祖师上月圆觉尊像及护法神坛(供奉守护佛法的104位华严神将);是韩国城市中心的最大寺院。

首尔观门寺  汉城观门寺是天台宗在韩国首都的布教中心,也是天台宗最大的综合性佛教会馆。其建筑别具一格,成为韩国近代佛教寺院建筑方面的一大创新。观门寺是在天台宗第二代宗正南大忠宗师指导下,于1988年在汉城买下13860平方米土地兴建的。1993年开工,历时六年多,于1998年10月11日竣工。整个寺院由一主体建筑构成,地下四层,地上七层,共十一层。

从地下四层到地下二层,是能停放300多辆汽车的停车场;地下一层是大小斋堂;地上一层是观门寺办公室、《天台宗报》社、《金刚》月刊编辑部、信徒商谈室、信徒会、常乐服务队及中央青年会的办公室;二层是金刚佛教大学的办公室、教室、读书室、会议室以及总务院汉城办公室;三层是僧房和金刚合唱团的练习室、国际会议室、圣宝博物馆、儿童娱乐室等;四层至六层是合为一体通用的玉佛宝殿,内有佛堂、礼堂,装备有外国语同声翻译设施及高水准的灯光照明和音响设施,是举行各种大型活动和演出等的多功能殿堂。

观门寺的建筑和构造,可谓当今佛教建筑方面的一大变化,既保持了传统佛教的建筑特色,又吸收了现代建筑的妙用。同时,将现代化高科技手段运用到佛教弘法事业中来,改变了佛教千余来来的传统格局,趋向于现代化和实用化。不仅节省了资源,而且更方便实用,对当代寺院建造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韩国佛教天台宗总本山小白山救仁寺天王门

以上三所寺院各有千秋,都是韩国天台宗的代表寺院。救仁寺是韩国天台宗根本道场,地处山涧,环境优美,建筑宏伟。三百多位出家人每天生活在这里,带动成千上万的信徒修学佛道,昼耕夜禅。三光寺以其恢弘的建筑和独特的风格屹立于韩国最大的港口城市釜山,在八面九层供奉五十三尊佛的大宝塔的映衬下,辉煌灿烂,成为釜山佛教的中心道场,每年佛诞日都有二十多万人来到三光寺参加浴佛和奉祝灯会活动。位于首都汉城中心的佛教综合会馆观门寺,是天台宗在汉城开展布教及进行国际友好交流的纽带和桥梁,一年一次的“天台国际学术大会”就在此召开,使得观门寺成为名副其实的佛教综合会馆。

韩国佛教天台宗总本山小白山救仁寺

中韩佛教天台宗十分友好,现主要有“大韩佛教法华宗”(以义天为始祖,总本山首尔无量寺)、“韩国佛教法华宗”(总本山首尔)、“韩国佛教天台宗 ”(总本山为小白山救仁寺)等教派。上世纪80年代,中韩天台宗恢复交往。90年代,随着中韩两国的建交,扩大了两国天台宗的友好交往。1990年,韩国天台宗南大忠宗正首先参礼祖庭。此后,韩国天台宗宗务院院长田云德又多次组团来访,增进了友谊。为追念先贤,韩国天台宗与国清寺商 定,在天台山国清寺建立“中韩天台宗祖师纪念堂”。1995年6月17日,韩国天台宗代表团一行322人在韩国驻上海领事朴钟先率领下,赴天台山参加揭幕典礼。“祖师堂”内奉智者、义天、圆觉3位大师的铜像,并树3座纪念碑,由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会长书碑。 “中韩天台宗祖师纪念堂”的建成,对弘扬中韩佛教天台宗文化,促进两国的文化交流和增进两国人 民的友谊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1996年5月,天台山国清寺提前一年举行了纪念国清寺建成1400周年和智者大师圆寂1400周年法会,韩国天台宗即组织了一个200多人的代表团与会,日本天台宗也组团前来,中韩日三国天台宗信徒欢聚一堂,盛况空前。同年9月,中国佛协组织了以明旸法师为团长的代表团一行30余人访问韩国,参加了由韩国天台宗组织的中韩日天台宗纪念智者大师圆寂1400周年法会;1997年4月,中国佛协组织了以刀述仁副会长为团长的代表团参加韩国天台宗釜山三光寺九层宝塔落成法会,进一步增进了中韩两国佛教界的友谊。随着佛教事业的发展,相信中韩两国天台宗的交往定会日益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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